追忆我的父亲高克勤高昌英

父亲，您在天堂还好吗？

——追忆我的父亲高克勤

高昌英

父亲从我这里离开的时候，他的病其实已经很厉害了，但我并没有特别地难过，他一生都那么坚强，相信这一次也会挺过去的。早上我和修平开车把他送回神农架，在哥哥家吃了中饭就返回了，离开的时候我发现他哭了，亲人别离，这很正常，并没有产生生离死别的感觉。

那个时候，我刚刚从教师的岗位转入行政，两个女儿都在读高中，丈夫在事业和写作上也正处在风生水起的势头，有事都不会朝坏的地方想，虽然亲友们偶尔也有个三长两短的事情发生，谁也不会想到亲人还有诀别的时候，等噩耗传来，才幡然醒悟，在我们一天天长大走向成熟的时候，父母却在悄然无息地变老。

是我疏忽了，人一生中最该做的事情都还没来得及做，等自己希望尽一点人伦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后悔都不给你时间。

父亲走的还算安详。

因为得的是食道癌，父亲一连好多天不能进一粒米了，胖胖的身体变得骨瘦如柴。这之前哥哥陪他去十堰太和医院检查，已经到了晚期，只好保守治疗，住了十天院就回家了。哥哥打电话说他很想我们，一提起就忍不住流泪，我就把他接到保康，请中医治疗，服中药，其实那时他已经喝不进去了。我们住六楼，安排他住在另外一栋的一楼，因为都忙，我和修平都没有陪他好好说说话。他到家里来，从一层上到六层，往往要走半个多小时，还是一身汗，给他准备的烫、粥，最多也就能喝上一两勺，更多的时间就是默默地抽烟，看电视剧《长征》。他感觉自己病情越来越严重，就吵着要我们送他回去。22天时间，是他在我这里生活的最后的日子。

那天他在床上躺了大半天，吃完饭的时候感觉好了许多，就让幺弟把他背到火屋，家里人开始吃晚饭，他要静一静，一个人坐在火屋里抽烟。他的好友张伯伯去看他。屋里光线有些暗，他和张伯伯隔着火笼坐着。晚饭吃到一半，就听张伯伯喊到：“高主任，老高——”

母亲第一个冲到父亲身边，父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但父亲依然是微笑的表情。父亲就在张伯伯与他说话的那一刻悄无声息的走完了自己69年的人生路。

父亲就这样走了，显示的时间是2001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夕阳无限好，人生已黄昏。残酷的食道癌折磨了父亲几个月，但他走的时候却没有特别的痛苦，他虽然没有给家人留下半句遗言，他能微笑着离开就是对生者最好的慰藉。他是不想走的，否则他也不会那么安静祥和。等我和修平从保康赶回去的时候，父亲已经入殓了。

夜里，传统的丧锣鼓骤然响起，我们兄弟姐妹跪在灵前，奠酒叩拜，歌师在我们身边唱到：忽然一阵秋风起——我一时泪如雨下。

忽然一阵秋风起，我和父亲从此阴阳两隔。

我在南垭的娘家生活了20年，出嫁的那天父亲一直乐呵呵的，但当接亲娘子扶我出门的时候，父亲却不见了，我知道父亲是怕自己忍不住流眼泪，故意躲起来的。他希望女儿嫁个好人家，但他又舍不得女儿嫁出去。我和姐姐出嫁前后好多天，他都是以泪洗面，但到了女儿大喜的日子，他都会强作欢颜。他希望女儿一生都生活在阳光里，喜庆的日子不可以有愁容。我这一生都在阳光中生活，幸福美满，这与父亲的影响和家风绝对分不开。

在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是阳日公社主任了，分管文教卫。我读小学二年级的那年，父亲把我从南垭山窑上的农家接到公社机关，在阳日学校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就这样，我和父亲单独生活了8年。虽然我们各忙各的事情，一起坐下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但我更能进入父亲的感性世界，更了解父亲的工作、为人和性格，感情也就相对更深一些。

父亲出生于1932年正月初二。出生的时候，南垭山村大雪纷飞，奇冷无比。这似乎预示了父亲的性格，耿直，刚正，敬业，忠诚，宽厚，一生光明磊落，冰清玉洁。

父亲是长子，脚下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因为家境贫穷，他仅仅念了几年私塾就开始与祖父一起劳动了。我的祖父一生英武，会多种手艺，是远近闻名的庄稼好手，还有武功，一人可对付好几名土匪，经常给人当护卫保镖，正因为如此就对家务过问甚少，父亲在12岁的时候就开始帮祖母料理家务了，担当起兴家立业光宗耀祖的重任。他13岁正式下地耕种，各种农活，无所不精，闲时就随大人到几百里外的郧阳背盐，挣下钱，置办家当，给弟妹们添置衣服，15岁已是家里的顶梁柱了。17岁那年，母亲李国玉从地主家里的千金小姐下嫁父亲，看重的就是父亲的仁厚和刚强。

母亲的嫁入，父亲如虎添翼，从此就独自撑起一方门户，带着高家踏上了一条兴旺发达的路。

1951年我的哥哥高昌运出生，父亲和母亲开始享受为人父母的天伦之乐，也过早地挑起了上有父母、下有儿女、身边还有弟妹的生活重担。不久我的姐姐出生，接着就是我、二弟、三弟相继来到世上，等四弟出生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中年。

父亲和母亲从20岁的时候就承担起兴家立业的重任。爷爷手里没留下什么家当，家里一贫如洗，父母白手起家，一切基本上要从零开始。他们先给姑姑办婚事，接着两个叔叔成家立业都是全盘操心。接下来就是起屋建房，前后两栋瓦屋，一栋明五暗七，左右九间，父母和二叔两家分住，一栋燕子楼，幺叔一家，高家从此告别茅草屋，搬进了大瓦房。这时的高家，香火兴旺，人人上进，在父亲的教导和影响下，姑父和二叔分别当上了各自生产队的队长，幺叔先任大队会计，不久就提升为南垭大队党支部书记。一门三个党员，多名干部，成为影响一方的楷模，高府由此成为名门望族。

他们靠着自己柔软的肩膀，凭着勤劳的双手，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超乎想象的智慧把一个贫家小户打造成高门大户，受到四邻三亲敬重。父亲威望很高，每逢年节，只要父亲在，都是高朋满座，笑声盈盈。许多年过去了，发生在南垭那栋灰瓦黄泥房屋里的许多细节都历历在目。

父亲对弟妹尽责，对父母尽孝。奶奶病重期间，他一直守候在病床前，日夜不离，就在父亲怀抱里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在弟妹和族间他是好榜样，在爷爷奶奶他是好儿子。

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永远是一座丰碑。他时逢乱世，也生逢其时，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使他最早觉醒，也让我们家族从此承接了红色的革命历史。

17岁那年初春，父亲受红三军第四路游击大队长、共产党员肖大恒的影响，加入阳日夜虎队，白天下地劳动，夜晚参与农会活动。1949年加入南垭农协会，成为土地改革的第一批骨干，同年加入共青团。

那时的阳日区归房县管，神农架林区的成立已是1970的事了。1952年父亲作为阳日区骨干青年被选派到房县干部班培训，十个月后回乡参加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斗争，从此开始了革命工作的生涯。

这时的父亲政治上已经成熟，信仰日益坚定。

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担任南垭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人民公社成立后担任阳日公社主任，1964年参加郧阳地区郧县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1966年受到一些冲击，成为走资派被打倒，批斗，但他也是第一个被“解放”的领导干部，之后分别担任公社革委会主任、区农会主任、工会主任等职，1991年8月退休。从事革命工作44年。

父亲这一生可能没有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就是那些无数的小事体现了父亲对工作的敬业和对组织的忠诚。

我在父亲身边读书的那几年是父亲最忙碌的。他分管过农业、教育、水利工程、水电站建设，多半时间是在生产队驻队，指导生产，参加劳动，吃住基本就在社员家里。

那几年虽然我在父亲身边，其实我们见面也很少，公社宿舍与学校很近，往往我早晨起床他已经走了，中午我在学校他在生产队或者工地，晚上我下自习了他还在开会。星期天提前半天放学，我自己收拾东西，走两个多小时山路回到家了，还不知道他在哪里。母亲总是要问我：“你伯伯，还好吧。”我会赌气地呛她：“好得很，我一个星期都没见到他人影儿。”母亲见我有委屈，就赶忙做一点好吃的安慰我。

很多的时间，我能感受父爱的就是他在我枕头边放的粮票、零用钱和他请人为我准备的凉菜、熟食，还有他夜里换下来的已经洗好晾在衣架上的衣服。那时候，我不懂得珍惜，也不会去珍惜，现在想起来，只有无限的无尽的怀念。年轻时不懂父母，现在懂了，已经无处表达。

但是无论工作再忙，每半个月父亲都是要探望一次家的，这在母亲是约定俗成，在我们是一种期待。

父亲微胖，个子不高，但特有韧性。因为农村还有一大家子人，一堆孩子，又住在山上，购物行走都不方便，父亲回家的时候，不是背一袋大米，就是带一袋白面，还要带一些日用品，比如烟、酒、盐、茶叶、白糖、肥皂什么的。孩子多，他总也忘不了带一把糖果，每个发几颗，让我们高兴。

往往是东西一放下，擦把汗，他就开始做家务，屋里屋外打扫，清理杂物，接着就去一里多路的双池挑水，把几口水缸装满为止。他要用半天的时间上山砍柴，扛回，劈好，供母亲用半个月。水用完了，柴烧完了，日用品用得差不多了，正好又是父亲探家的日子。

在我的心中母亲与父亲一样伟大。父亲是山，母亲就是水。那个年代人人平等，不讲特权，父亲虽然是领导干部，作为干部家属母亲也不能搞特殊，不能享受任何优待。家有老人，一堆孩子，她每个月还有十天的劳动定日，有时还要超定日挣工分，就这年底还要吃口粮款。父亲虽然每月有工资，对于我们一大家人来说也是入不敷出。母亲既全力支持父亲，也治家有方。家里每年都养几头猪，几十只鸡，有一年还喂了几只羊，菜园里萝卜白菜，葱呀蒜，瓜果什么的，一应俱全，把穷日子过成了富日子。

母亲身材瘦弱，但她特别坚强，特别会持家，料理家务。在母亲身上，看不到生活的艰辛，听不到抱怨，与父亲更多是一种默契。我的父亲和母亲，一个工作，一个持家，各有分工，默默承受。一家人能够过上富裕殷实的生活，全在于他们的夫唱妻和，勤巴苦做，不辞劳苦，尽心打理。

父亲在家里，母亲最充实。他总要做一桌子好菜，既是犒劳父亲，也是为家人改善一下生活。一家人围在一起，有时难免还会添几位客人，大家把盏品酒，行令猜拳，平时生活苦，有这一桌酒菜，日子就甜了。

酒足饭饱之后，父亲就去帮母亲打扫清洗，之后他们就会沏一壶好茶，每人一杆旱烟袋，坐在那里很滋润地聊天。月亮升起来了，星星落了，他们还有说不完的话。孩子们一个个困了，睡了，等一觉醒来，母亲出坡打早工，早饭做在锅里，等我们自己吃，而父亲，早已回到了他的工作岗位。

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在群众里的威信很高，但他的威望往往是建立在与老百姓水乳交融的感情上。他没有官架子，不耍官腔，与群众的“三同”是那一代人的本色。他们那代人身上有许多令人不解的奇迹，没有稿子，讲话却能滔滔不绝，明明没几滴墨水，却可以引经据典讲出许多深入浅出的道理，而且群众还听得进，受欢迎。父亲生性豪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与农民大碗吃肉，大碗喝酒，在所不惧，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他会说书，讲古，在地里劳动会薅草锣鼓，遇到婚丧嫁娶，他会玩火炮家业，打花鼓，唱丧歌，遇到邻里矛盾，他会调解。就在这些凡人乡俗里拉近了他与人民群众的距离，树立了他作为人民公仆的形象。

父亲性情刚直，凡事讲原则，最见不得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眼里装不下沙子，难免得罪一些上级和同事，以至后来的工作不很顺达，往往事与愿违。但是他认准的事是绝对要做的。他表面很坚毅，其实内心很柔软，最见不得穷人流眼泪，见不得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受欺负。别人有困难，有需求，找到他，他都会尽力去帮，大凡孩子上学、当兵、招工，他都会主动推荐，很快签字，遇到阻力，也会出面做工作。

要说父亲心中只有他人，那是拔高了他。他也有烦恼，有后顾之忧。看到同僚们的子女一个个被安排工作，他绝非无动于衷，只是他不愿求人，不会走后门，拉不下脸面，放不下他的自尊。我们有兄妹六人，在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一个都没有安排工作，哥哥先找了事做，上班了他才知道，姐姐有了机会，需要请领导批准，申请书放在他衣兜里都磨破了，母亲催了又催，他说还在讨论，后来母亲给他洗衣服发现他压根儿都没找。母亲就把我们叫到一起，叹着气说：“低三下四求人的事你伯伯做不来，就不要为难他了吧。儿女自有儿女福，今后有口饭吃，你们自个儿努力吧！”

还是母亲懂得父亲，其实我们也懂，之后再没人强求他。

父亲在机关赋闲的一段时间内心很清苦，忙了半辈子，一下子清闲下来，他很不适应，人也慢慢衰老了，重要的是没有社会活动，也没有谁理解他。他受不了冷落，很落寞。退休后，本可以好好休养身体，却又患上了胃病，以至发展成食道癌。一段时间，他甚至想搬回南垭住，再过那种与世无争无忧无虑的田园日子，他也知道再回到从前永远不可能了，也只是说说而已。直到他走，南垭是他最舍不下的情结。

事实上，我现在也是一个只有乡愁没有家乡的游子。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父母不在了，家乡就只是一个符号。我生活了20年的那个南垭小山村随着父母一家迁居泮水而变得虚无缥缈，后来我把父母新的居住地泮水当着象征性的家乡，逢年过节都要回到他们的身边，而且我的小女儿超超从一岁零一个月起跟着外婆生活了将近两年，那里也就算是我的第二家乡了，但随着父母的先后去世，两个地方都与我没有关联了。就让我的灵魂永远寄托于保康吧。

父亲走了，带走了遗憾、不解，带走了留念、不舍，但他留下的却是做人的表率，是对事业的忠贞与共产党员的坦荡胸怀。何以传家，就是父亲为人子、人夫、人父的榜样。

父亲，您在天堂还好吗？女儿永远怀念您！

2020年7月20日于保康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