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山水与人物

神奇的山水与人物

——缱绻文事忆保康

王伟举

 
     办了退休没有了公事，便淡出江湖到上海跟女儿住了。与原来圈子里的联系渐渐稀少，心便沉静下来。忽一日接到老朋友李修平先生从保康打来的电话，言及县委县政府决定编辑出版一套荆山旅游文化丛书，请他出来当执行主编。这是保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后第一项重大旅游文化工程，要我必须给他完成一篇文章。  

虽然远离了文坛小圈子，但真正的朋友却是断不了的。修平先生便是我不多的好友之一，他的面子是不能驳的。因此我强迫自己， 一定要完成他交给的这项任务。

我在襄阳工作的20多年间，保康是我去得次数最多的地方，我对保康熟悉的程度远超自己的家乡。更让我难忘的是，与保康的交往起因都是因为文事——报告文学写作。而我在本地有些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多出自保康。如《凝聚的群山》、《超越神话》、《汾清河的儿女们》、《百鸟为什么朝凤》。因此一想到保康便记起那一次次激情满怀的写作经历，眼前就闪现出保康那些神奇的山水，闪现出那些熟悉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也就有了一分特别的亲近感。记忆的闸门刚一打开，有关保康的那些熟悉的人和事都往笔端涌来。

1．幸识文友李修平   文缘始自九里川

在1989年之前我从未去过保康。虽然是同一个地区，但保康在我心目中的距离却有些遥远。只是常听人说起保康的山如何的大，生存如何的艰难，民俗风情与其他县份不同，传说还免不了带有几分诡异和神秘。

开始对保康有所了解，最早是从保康文友李修平先生开始。那是1987年，我从武大中文系插班毕业后回到襄樊文联上班，具体工作是在《汉水》杂志做文学编辑。那时编文学杂志是很严肃的，严肃到带几分神圣。做一个文学编辑既要有文学资历，还得有学历和执业资格（新闻出版署认可的职称）。不像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充当文学编辑，什么人都敢当文学杂志的主编。当时编辑对稿件处理是极认真的，每每打开一卷来稿，看到誊写得工整的纸页，便想到作者写作的苦辛。因此每个编辑对工作都带有几分敬畏。对不用的稿件尽可能与作者联系退还给人家，并且要认真复信写出阅稿意见，出主意帮人修改，尽量把有基础的作品救活。

忽一日，我发现废稿纸篓里丢弃了一叠厚厚的稿件。红色方格稿纸下角印有保康县教育局字样，文稿用钢笔誊写得很清晰，每个字在纸上都凹陷下沉，给人力透纸背的感觉。我马上将稿纸拣起来，一看是一篇小说，题为《猎人的后代》。感到很有吸引力。看了第一页就把我吸引住了，小说写的是神农架邻近山民父子狩猎的故事，人物性格和神农架风情很是新鲜，文笔也不错。与襄阳小圈子文人们的小家子气形成鲜明对比。我看完后很有些激动。立马推荐给李圣强先生和冯臻女士，他们看了都认为很好。一致通过在《汉水》发头题，并配发汪耀海的插图。当时的主编是文联主席王稼田同志，他在审稿时对我们的意见充分肯定，并说专家们都说好的稿子一定错不了。这是王稼田最大的优点，有自知之明，尊重专业。不像后来个别不知深浅冒充内行的人，自命不凡以领袖自居误导青年让人憎恶。事实证明编辑必须具有发现人才的慧眼。《猎人的后代》这篇小说以头题重头作品发表在具有公开刊号的《汉水》1987年第六期上，这篇从废纸篓里抢救起来的作品发表后在襄阳文学圈子里很有些反响。而小说的作者李修平也从此走上文学舞台，走出了襄阳，在长江文艺等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结集出版的《饮食男女》反响也不错。修平后来成为襄阳市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并且一直是保康县文学领军人物，由他带起的保康“山林支队”在湖北文学圈子都有些影响。他后来也成为我不多的文学知己之一。  

真正走进保康，是在编辑《猎人的后代》两年之后。1989年下半年，襄樊（襄阳）市委组织部发现了一个大山深处的小村支书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典型。这就是后来远近闻名的保康县金斗乡九里川村。当时的农村正处在联产承包初期的效能释放之后相对沉寂迷惘的阶段，市委抓住这个典型先后组织襄阳日报（当时名为襄樊日报）广播电视等所有媒体大造宣传攻势。襄樊日报发了吴高升等人写的整版通讯《高山上的明珠》，湖北日报也发过一篇《高山赤石》的通讯。文联开会时主席王稼田提到了这件事，刚接手《汉水》杂志的我心中一阵冲动，当即向王主席建议，以文联机关的文学工作者为主体，以《汉水》杂志为载体到九里川去采风。出一期专号。 因当时各机关正在对“六四”政治风波相关的人和事进行清理，名曰“双清”。王主席听了我建议认为想法很好，但想等“双清”结束后再说。而当时已是11月，保康山里天已很冷，最好等来年春暖花开了再去不迟。那时的《汉水》编辑部刚经过调整，由我和李圣强负责。我因为经常写报告文学，对时局气候比较敏感，便极力说服王主席，配合中心一定要趁热打铁，捱到来年春天热度降了，黄花菜都凉了。王主席采纳了我的建议，停下双清运动，组织了文联机关和社会上的作家、画家、书法家、摄影家十余人，共同乘坐一辆“万山”牌中型小客车（这是文联机关当时仅有的交通工具，据说当时值2万元左右，被我们戏称作“万山大哥”），浩浩荡荡开往保康。   

那次是我第一次走进保康。之前我还没有进过真正的山区。我们家乡那点所谓的山区，顶多只能算是丘陵。所以一进保康就被那巍峨险峻的大山镇住了。而初冬的雾只能让人看到大山的底座和边角，其余都被裹在升腾的云雾里，给人的感觉是高得接着天边。雾中的公路仿佛从云端里逶迤而出，远远看去像一根缠绕在山腰的丝线。而且路也很窄，两辆车在山腰相遇，必得有一辆紧贴山崖停下，让另一辆贴着它小心翼翼错过去。初次坐汽车走盘山公路，一路上我根本不敢往窗外看。只知道车走在悬崖边上，车窗下面就是深渊。到底有多深并不知道，因为雾的遮盖，未知的悬崖便显得更加阴森可怖。 

“万山大哥”经过一天的颠簸，到九里川时天已经黑了，下起了濛濛细雨，秋冬交替季节的我们也终于见到了九里川的村支部书记刘应志，并且在他家吃了晚饭。见到面前真实的刘应志，与我们一直想像中的形象有些距离，之前听组织部的人介绍他的事迹很有些神秘的味道。而眼前的刘应志个子不高还有些偏瘦，穿着老式的制服，胸前口袋里插着支钢笔，看着很普通，但让人感到很精干。当村支书之前刘应志是村里小学校的民办教师，所以身上还能看到些乡村秀才的气质。刘家的老式瓦屋背山临崖而建，在当地算是不错的。屋里方桌、 家具也一应齐全， 做出的菜堆满了大方桌，显然是当地殷实的农户。

刘应志给我印象最深的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珠很亮，一闪一闪中显出过人的精明。从民办小学教师回村里当支书，不过二年时间就引起了市委这般重视，可见非等闲之辈。现在回想起来，九里川也并没有什么让人惊奇的业绩，细细想来也就是九里川是矿区，依托紧靠着县乡磷矿的优势，为九里川村办起了一个小磷矿。开采方式属于原始类型，就是挖洞子从山肚子里把含磷的矿石背出来。虽然当时矿石价格低廉，但村里总算有了能够支配的流动现金。这在当时普遍处于贫困中的农村是很显眼的。村集体有了钱事就好办了，刘应志就领着村人修路、给不通电的居民点架设电线，还引山上泉水为缺水的居民点解决吃水困难。记得标准都很低，电线杆、水管都是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记得引水的水管全是用打通了的粗竹筒一根根接起来的。  

刘应志这个民办教师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智慧。在分田到户后一盘散沙的广大农村中，能够重新组织起来、并且发展集体经济，改善村民生活已经很具先进性、代表性了。1989年的中国社会发展仍被政治左右着。“六四”政冶风波带来的后遗症是引发了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全面制裁。国家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广大农村这一块上面根本无暇顾及，顶多在每年冬季发动机关干部捐些陈旧衣被送到最困难的山区去安抚一下。整个农村基本处于自然的状态，所以保康突然冒出个刘应志，他在九里川的作为为各级党组织提供了一个蓝本，也让整个社会为之一振。在沉闷平庸的年月里，很容易就引起了轰动。当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一到九里川，就有了新奇的感觉。除了他介绍的变化之外，我特别注意到两件事，一是村小学简陋的校舍出奇的干净。土墙瓦房小院落井井有条，廊檐下贴满了世界名人画像和他们的语录，有达尔文、爱因斯坦、也有哥白尼和培根、还有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另一件事九里川村每家都将男女厕所分设，无论多简陋都分为两间，标出男女。这在当时的确很新鲜，这是一种文明程度的象征。我们老家是有名的鱼米之乡，比这里富裕得多却也没有这个意识。这种混沌与朦胧让外来客人感到极度不便，也让辈分复杂的自家人时常遭遇尴尬。我们这些在九里川采访的外来人，首先就感受到了这个厕所革命的便利。见到一个年轻的乡村秀才在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胸怀抱负和理想，向往文明生活，实实在在为村民办事，的确让人振奋，让人看到了农村的希望。那时的《汉水》杂志分管领导是文联副主席龚正荣。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诗人，加之对农村陌生而新奇，采访中他一直处在亢奋之中。澎湃的诗情已经让他激动得以自持。每个晚上他都在写，每天见到我和李圣强就问：“伟举、圣强，怎么样了？有感觉了吧？”。在采访结束回到县招待所时，他兴奋地告诉我们，他的诗已经写出来了！而我还处在冲动中，7天来所见所闻都有待梳理，而李圣强很早就是湖北有名的诗人，但他同时也是个“为得一佳句，捻断数根须”的苦吟诗人。圣虽与我交流时也说还在找感觉呢。我们都真的很佩服龚主席，因为他的政治抒情诗《中国，一条山沟的回答》已经开始大段大段的朗诵了。此公已于多年前早逝，但他的政论诗与格律诗的功夫是一直让我敬佩不已。那时的风气尚好，借用官权左右文坛的事从未出现过，即便对某人为人处世有看法，甚至于发生过激烈的矛盾，但对于各人的才情都能客观公正的评价。所以写这篇文章时也使我回忆起那令人留连的年代。 

直到一个月后，我们所有人的文章才都写出来，记得我当时写好了25000多字的报告文学，正在请李圣强帮忙推敲大标题时，龚主席急于出刊等不及要过去看，他一边审稿一边不时叫好。最后他替我拍板说，“我看大标题就叫《凝聚的群山》！”而李圣强的诗也写出来了，是由九里川的挂在半崖上的田切入的，题为《竖立的土地》。这些作品将一期《汉水》杂志64个页面全部排满，将我的报告文学作了通栏头题，用1989年第6期的刊号编成了“襄樊作家九里川专号”。

杂志出版后就到了年底，印数不多，但仍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而一个偶然，又将这个专号效应极度放大了。

那时的襄樊市委组织部长果真是个抓党建的行家， 他善于发现典型、总结典型、宣传典型。他很快就把九里川这个典型推荐到省里，引起了省委的重视。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对这个农村典型十分感兴趣，一定要亲自去看九里川。1990年2月春节刚过，关书记就赶到了保康。然而这年春节过后下了很大的雪，关书记到县城时整个保康的山川仍被皑皑白雪覆盖。道路原本就很差，且都冻得严严实实。山路上没有一辆汽车行驶，关书记的汽车如果勉强上山十分危险，而且上冻后的陡峭公路十分光滑，去九里川的路既陡又窄，上冻后小车根本无法上去。县委坚决阻止了省委书记的冒险，请关书记在保康县招待所等，电话通知刘应志下山来向关书记汇报。

省委书记在保康招待所等待刘应志的一天显得很是漫长。便要县委的人找些关于九里川的材料来看看。

于是县委办的人拿来了市县组织人写的总结材料，找来了襄樊日报上刊发的一篇长文《高山上的一颗明珠》，省委书记大致翻了翻便放下问：还有什么？ 于是又拿来了湖北日报发的半个版的《高山赤石》，书记也只简单看了看，并未引起兴趣。再问：还有其他东西吗？

这时县委书记朱庆良忽然想起襄樊文联的九里川之行。便说襄樊的作家们集体采访过九里川，《汉水》杂志编了一期杂志“九里川专号”，便让人去找了来呈给省委书记。

没想到省委书记对这本印刷粗糙、装帧简陋的文学刊物会感兴趣，并且看得很是认真，看着看着兴致也渐渐高起来。关书记拿着这本简陋的杂志在房间里激动地来回走着，一边走，一边发表着他的读后感言。

关书记具体怎么说的，笔者不在现场，无法还原，但后来从市委办公室拿回的传真复印件上，笔者看到了关书记的讲话的大致内容，大意是：

 “《汉水》杂志九里川专号办得好！报告文学《凝聚的群山》体现了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吸引力、战斗力、凝聚力；诗歌《中国，一条山沟的回答》回答了中国贫困山区农村向何处去的问题；《竖立的土地》树立了我们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当时有省委秘书长同行，便很快将关书记的讲话内容传回了省委办公厅。

省委书记的评价让襄樊市的领导对文联高看了一眼。当时的市长杨斌庆看到省委办公厅的传真后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文联秘书长涂廷多，请涂廷多转达他对汉水编辑们的感谢之意，说汉水杂志受到省委关书记的赞扬，为市委争了光，他平时对同志们关心不够，这回一次性奖励3万元。然而这笔钱汉水编辑部一分钱也没有见到，省委书记的赞扬并未改变汉水的窘境。汉水杂志后来仍一直靠我们四处拉广告、拉赞助艰难维持。直到1997年全国期刊整顿中因为汉水杂志无办刊经费、无办公地点而被收走了全国公开发行的刊号。

然而关书记的赞扬却给九里川的村支书刘应志带来了福音。关书记本已被汉水杂志上文人笔下升华后的九里川人精神所深深感染，又见刘应志从高山上顶风冒雪坐拖拉机赶下山来汇报自然又多了几分感动。这时候刘应志其实怎样汇报、说什么都无关紧要了，他的命运注定要迎来重大转折。

省委书记当即决定由省里奖给九里川村一辆吉普车，改善刘应志的交通条件。襄樊市委也给九里川特护待遇。只要刘应志来襄樊必然受到市委组织部热情接待。当时全国企业都遭受着三角债的困扰。各个磷矿的矿石结账都很困难，而襄樊市委组织部常常出面帮九里川村催要矿石款。当年九里川村党支部荣膺湖北省农村党组织十面红旗。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编的《湖北农村十面红旗》一书将我的报告文学全文收入（占了全书篇幅四分之一）， 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襄樊市委和保康县委发文掀起了学习九里川的热潮。湖北电视剧台还根据我的报告文学改成了六集电视剧《山那边是高坪》，播出后将九里川的宣传推到了巅峰。更大惊喜随之而来，刘应志很快被招收为国家机关干部，那时从马桥镇析出一个小乡名叫金斗乡，刘应志当上了金斗乡党委书记。就是说，刘应志由农村干部变成国家干部（今天称公务员），吃上皇粮了。

然而九里川的巅峰也成为刘应志的人生巅峰。随着刘应志的离开，名噪一时的九里川渐渐淡出人们视线，刘应志成了一个正科级的国家干部，也就像千万个机关干部一样不再受人关注。他后来先后担任过镇长、镇委书记、外经委主任。52岁时在县农机局长位置上“改非”（襄樊地方实行的内退方式，即保留原来的领导干部职级待遇，但不再分配具体工作）。刘应志的人生经历过具有传奇色彩的起伏。从短暂的村支书很快走到辉煌的顶点，而后又很快回归了平寂。后来就很少听见九里川的消息了。 今年去了趟保康，还去了马桥镇。侧面打听起九里川的情况，听说九里川和周边三个村子合并成了大村，刘应志走后由他哥哥刘应凯接手又当了好些年支部书记。而他的三弟刘应江则是九里川县磷矿的矿长。可见刘氏一族曾经多么兴旺。不过我知道刘应凯是个老实人，既没文化，也不会应酬，只会实干。像他这样一个没嘴葫芦注定是当不好书记的。听说前两年因为村里各种矛盾激化，刘应凯没有再当书记了，曾经闻名遐尔的九里川从此沉寂，曾经红红火火的刘氏家族从此消声匿迹。我听了黯然神伤，感叹不已。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历史。但我仍然对刘应志和刘应凯兄弟充满敬意。我认为无论他们结局如何，或者无论他们后来有什么过错，保康县和九里川村都不能忘了他们。应当正确评价刘氏兄弟的功绩，毕竟是他们树起了九里川这面红旗。在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重回单家独户小生产后的沉寂阶段，是刘应志和九里川打破了这种沉闷，他们为集体赋予了新的意义。为保康县赢得了荣誉，他们开一代风气之先。在他们的影响下，县内县外、市内市外都涌现出了一批像刘应志一样有志向有智慧的农村干部。现在回头审视历史，如果刘应志不是眼光短浅的向往“国家干部”，不急功近利将他的价值变现。也就是说如果他一直在九里川坚持下去，那么，无论对于他个人和九里川村来说，前程都是不可限量的。因为在大山深处，像他这样的聪明能干人并不多，而且能有磷矿资源的地方更是稀少，特别能得到省市委如此看重的更是凤毛麟角。然而人生和社会发展都没有如果，你做出怎样的选择，生活就给你怎样的回报。当然这是与主题无关，就此打住不再赘述。

且说就在刘应志离开九里川之后，附近又冒出了一个叫尧治河的小村。一个叫孙开林的人在学九里川的热潮中走到了前台，以他的方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各级党委的重视，将保康大山里的传奇再度书写。孙开林不仅再现了刘应志当年的辉煌，而且将高度和热度多次刷新，并获得了罕见的多项殊荣，满身贴满金光闪闪的荣誉标签，随便打出一块来都令人眼晕目炫。  
 

再去保康写尧治河这个典型是在十年之后。1999年，襄樊日报开始陆续报道保康另一个典型，而且与九里川村同属马桥镇管辖。我那时是文联机关的秘书长，因为不习惯机关规则，便在1998年5月趁落实中组部、中宣部关于作家挂职深入生活的文件机会到茶乡五山镇挂职镇党委副书记，目标是根据五山镇委书记陈炜波的原型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自九里川之后，因为写九里川《凝聚的群山》受到广泛好评，市里经常找我去写这类典型。先后写过枣阳市委老组织部长白文宪（作品《生命在夕阳里燃烧》）；枣阳市全国模范乡镇推销员李开兰（作品《一个女推销员的生意经》）；国企十面红旗襄阳轴承厂（作品《飞旋的世界》）；湖北桑蚕第一镇模范党委书记饶明达（作品《一座桑蚕大镇的崛起》）；央视录制共和国基石100个模范人物之一的陈炜波（作品《五山茶经》）等等。大概1999年七八月份，襄樊市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彭刚伟找我谈保康的一个新典型，说比当年九里川更让人震撼。听他说是一个叫鷂子河的山村，希望我再出马和他一起去写这个典型。因为我本身有创作任务，而那几年写这类典型太多也有一种疲劳感就以有剧本任务为由没有接受。没想到的是到了9月份，保康的朋友李修平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请我帮他完成一个任务。他说保康出了一个新典型，市县委都十分重视，要推向全省全国。没想到他说的这个典型与市委组织部彭科长说的是一个地方。这时候的李修平已经从组织部组织科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升任县委办常务副主任了，县委书记刘德政把这个任务交给他，说李修平你是保康的大作家，最好保康的典型由保康作家来写。如果你没有把握，你就请省里、市里作家来写。总之要打响！他说思来想去，只有请我出山才有把握。修平打这电话时说自己现在深圳，在为县里督促印制一本宣传画册，由县委组织部张先康副部长代表他来请我。要我必须给这面子，帮他完成这个任务。   

就这样，市组织部找我没有去，县委组织部却把我请去了（主要是拗不过修平先生的面子）。看来保康这个新典型我是推不脱了。

没想到这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写典型的成功机会。到了地方我才知道这个村子的地名原来是是“尧治河”这样三个字。不由为之一震，顿时来了精神。竟然是人类史祖尧帝来过的地方？！这地方太神了！文化太深了！太有内涵了！ 

职业经验使我有一种预感，预感这里面有内容，有写头！便积极起来。我到尧治河村时孙开林并不在家，而是在武汉为孩子上大学的事奔忙。我一直等了四天，这四天里我就找村里其他人聊，电站工人、其他村干部、村民等各种人物。又找办公室看村里所有的文字资料。等到孙开林回来我跟孙开林交流了三个多小时，一见到孙开林我心里就感到有点奇，因为孙开林与当年的刘应志从外形上看很相似，而且经历也差不多。两人都是村民办小学的教师，都是从开磷矿抓起。原就听人说尧治河是学九里川学起来的看来不假，真有点像是照葫芦画配瓢找出来的啊。 

而尧治河的创业故事比九里川更具感染力。 思路也更具创新型，孙开林最初的创业也是从开磷矿开始的，他带了一伙有志改变要里穷困面貌的年轻人住进了半山崖一个废弃的牛栏里。在从未有过人迹的山崖石缝间凿出简易的路来。为了把矿石运出去，他们采用与拉矿司机分成的办法把矿车司机吸引上去，终于让外人知道了尧治河山上有磷矿的消息，为了修电站，他们开渠把漫山的小溪水汇到一处，仅是为办电站打的那几十里引水山洞就让我为之震撼了！特别当听孙开林讲到全村老少耗费整个冬天筑起的马面河水库大坝倒塌令全村人陷入绝望时，我感到了一阵百感交集的酸楚，胸中就开始激动起来了。再比如孙开林将村里的十多个智障单身汉组织起来成立“三福公司”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而尧治河的神话传说更像一道电光，一下将孙开林所有的素材照亮。回到襄樊常常想起这些故事便一次次激动。埋头苦写一个多月，写出了报告文学《超越神话》。这篇28000字的报告文学在襄樊日报连载三天，成为该报多年来刊发文章的长度之最。这篇文章得到了文学圈子里的认可，也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孙开林本人的认可。文章发表时他买了100多份襄樊日报，给全村每户人家发了一份。文章写得好坏当然与作家努力和水平分不开，但更重要的是事迹本身。记得写作过程中我几次为其中的细节打动，眼眶感到湿热。这细节并非作家的杜撰，而是孙开林带领尧治河人创业中真实的故事。至今仍有朋友说，什么时候重读《超越神话》都会再次感动。文章发表后襄樊市委在尧治河村召开全市县市区委书记会议，市县委相继发出学习尧治河的文件。孙开林的人生也很快到达巅峰阶段。不过孙开林比刘应志更能把握时机、把握自己，也可以说他眼界更开阔，看得也更远。他始终保持着一分清醒，清醒的知道他的价值在尧治河。虽然后来孙开林相继担任马桥镇党委副书记、并且转成公务员，再后来成为中共保康县委常委，但他把国家发的一份工资领了回来交给村上，一直坚持不离开他的山村。这使尧治河品牌和他个人的政治荣誉不但持久，而且节节攀升。2003年3月，他成为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7年10月，他当选为中共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2013年3月，他再度成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一个小山村的党支部书记，竟然连续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一届全国党代表，这是何等的荣誉啊！全国农村支部书记至少好几十万人，有几个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十几年过去了，据说孙开林仍不时念起我。经常在说在所有写尧治河的文章中，还没有看到比《超越神话》这篇报告文学写得更好的。

因为写这篇文章是受市县组织部门邀请，在襄樊日报全文发表也是当时的市委常委徐晓伟（宣传部长）亲自审定签发的。所以我没有把这看成我个人的成绩，文章发表后我与尧治河的孙书记没有什么私交往来。后来他在全国大红大紫了也自然不用我们这样的地方小作家去凑热闹了。我也很少有机会再去尧治河。然而后来因为作协的工作，孙开林却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面子，帮了我一个大忙。

到襄阳上班后我一直在襄樊市作协挂有副主席的名头。那时的作协氛围很令人怀念，副主席郑浩提出一个“义工”的概念，深得同仁们赞赏，也曾在后来的几年中真的成为了每个成员的价值取向。作协那时虽然还没有财政拨款，办每一件事都靠主席团成员们各尽所能的奉献。因为那时大家感到都是平等的，并且谁都没有私心和私利，所以心很齐，都愿竭尽所能为振兴襄樊的文学出点力。因此当郑浩提议重新拣起办“学习班”（现在称作笔会）的办法培养作者队伍时，我积极响应，找熟识的朋友接待承办笔会。襄樊几次有影响的笔会都是靠大家的力量办起来的。大家记忆犹新的有黄集林场小说笔会、五山茶乡新农村小说笔会等，都是我找写作中结识的朋友承接资助主要的吃住开支，请的编辑和讲课老师所要花的小费由郑浩每期从报社拿5000元现金支持。其他用车、迎送还有唐家举、詹昌忠等帮助解决。那时的作协真个是空前的团结，人气也极旺。到了2007年，同为作协副主席的散文家席星荃先生提议说襄樊的散文创作很活跃，作协除了重视小说笔会以外，也应该抓一抓散文。于是形成决议在这年要办一个散文笔会。机会随之而来，这年的4月，市地税局办公室主任张欣汉说汪金昌局长要求我帮他们把南漳地税系统一个老干部写一写，要在全系统向他学习。在南漳采访中，县局的张局长请我去看看刚刚炒作起来的南漳新景“七彩瀑布山庄”，县里人称作香水河的地方。这山庄在薛坪镇，自然风光确实很美，瀑布虽小，但却随处可见，几乎一步一景，拙朴中显出精致，是一片刚刚开发的处女地。负责经营的余总原是建设银行襄阳县支行的行长，提前退职受股东们之聘来经营这个山庄景区。余总看过我几篇文章，一谈亲系就很近，他请我帮他出主意帮七彩山庄的知名度传播出去。我一看这地方就想起了作协副主席星荃老兄提的散文笔会，就向余总提议与市作协联手在山庄举办一次散文笔会，请作家们写出些优美散文在各种报刊发表，这种文人游记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要比直白的广告好得多。余总也认为我的提议真是个互利双赢的方案，马上赞同并十分积极。我回去即向作协主席作了汇报，主席请网站的石继军开车跟我去七彩山庄考察两次，并把情况在会上告诉各位副主席，大家都认为很好。于是分工由席先生和谢伦出面请《散文》杂志和《散文•海外版》的主编。主席自去请长江文艺的主编。同时向全市作者公开征集散文作品，笔会定于7月2日报到，由席先生把关挑选参会作者。

报到的时间很快就要到了，没想到临报到前却出现了天灾。当时正逢女儿毕业后就地找到了工作，我和妻子赶到上海去帮她搬家。记得是6月29日下午2点多，我们正在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宿舍里汗巴雨淋地忙着给杂物装箱打捆。却突然接到七彩瀑布山庄余总打来的电话。我一开始还兴奋地一再表示感谢，说我明天就返程回来，7月2号笔会所有作家编辑准时去香水河报到。 谁知余总一副哭腔，说对不起，是天不作美，好好一件事办不成了。原来就在昨天（6月28日）中午，天降二个多小时暴雨带来山洪暴发，将整个山庄冲垮，景区所有道路全部冲毁了，连食堂、变压器都冲跑了，连景区管理人员吃饭都要镇上送盒饭……我彻底懵了。 
 

我把这不幸的消息报告给作协主要负责人，他也急了，还告诉说武汉的刘主编已经买了票了，明天就到，天津的两位主编已经在来襄樊的火车卧铺上了。让我再与余总商量，请他想法抢修，我们可以缩短时间，把五天改成三天，风景冲了就不游览了，只简单开会讨论稿子就结束……  

返程的火车上，我不断与余总联系，按作协主要负责人说的意思希望他想法修好。余总在电话里却只是苦不堪言的一再诉苦，我只是一味哀告地求他抢修。这时我妻子忽然插进话来说：“你们这些文人真是迂腐！人家屋里死人失火了你们还非要去人家屋里打麻将？人家要能抢修就不会给你打电话。你真是死脑筋！”

妻子文化不高，却总是在关键时刻用最朴素的语言说出深刻的道理。我一下子醒了！是呀，能抢修人家告诉我干嘛？这一明白我真的恐慌了。哪怕一个星期前出事也还有活动空间，现在请的客人都在路上了，作者们后天早上都要集中去七彩山庄报到了却出了这样的事，现在是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啊！我怎么向大家交待？！这么多的客人和作者往哪里去？我怎么下台？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真是跳车的心都有了。早餐时间，我茫然无措坐在餐车上毫无食欲。在万般无奈之际，我潜意识里也在急速搜索着可以救急的关系。忽然孙开林的名字一闪而过。除了1999年写过那篇《超越神话》之外，孙开林与我并无私交，况且这事已过去了8年，中间基本没有联系。我怀着试试的心理编了个很长的短信，告知我面临的困境，委婉的问他能否拉我一把？短信发出后心下便有些忐忑，没想到短信刚发出，我在餐车上一个鸡蛋没剥完，手机就响了。我一看显示的孙开林的名字，立时心花怒放，心想有救了！如果他不愿帮我，看到短信后肯定会保持沉默，装作没收到，我就不好意思再找他了。然而他却主动回电话，并且这样及时。肯定有戏！
   

果然孙书记简单地寒喧之后就切入主题，问我为什么这样“火背”？并马上说尧治河刚结束一个农民工维权会，宾馆刚空出来，正好可以接待。然后说他现还在外出差，他把宾馆经理的电话告诉我让我直接联系，只把会标和欢迎标语怎样写告诉经理，其他一切不要管了，直接把队伍拉到尧治河。我心里说孙开林真是我的福星啊！就马上向作协报告。结果大家都很高兴，尧治河太出名了，许多作者想去看看却没有机会。这下好了，既把笔会经费圆满解决了，还给大家提供了深入生活学习先进典型的机会。真是皆大欢喜。结果笔会办得非常成功。 
   

这件帮我救场的事使我对孙开林的为人更高看一眼。我认为真正的朋友就应该是这样的，哪怕十年不见面也不会减轻彼此在对方心中的份量。没有事不要无故打扰，一旦朋友有急难之事便倾心竭力相助。所谓君子之交莫不如此。就在今年11月20日，襄阳日报的博士副总编陈栋和旅游周刊的魏遵明主任邀我跟他们一同去了趟尧治河。我看到了尧治河变得更加现代，更加重视文化。了解到了孙开林正极力摆脱对磷矿资源的依赖，根据保康县委以生态旅游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思想加紧调整尧治河的产业结构，全力打造旅游产业链条。现在的尧治河除了已经收购的野人洞、野人山和楚翁泉酒厂之外，还依托尧文化大做文章，建起了博物馆和尧文化研究院，并且与浙江商人一起合力打造绿色生态养生馆。整个中国经济都在面临艰难的转型，尧治河的转型之路注定充满坎坷与艰辛。但孙开林是个不肯服输的人，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神话，但他不会止步，以他的性情必会沤心沥血将尧治河带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写过尧治河的文章之后，我渐渐由为党组织写典型转向更为广阔的社会选题。这阶段金犁策划公司创办人赵乐成先生受石花酿酒公司董事长曹远亮之聘为这家百年老酒厂做企业发展营销策划。我也应赵先生之邀，与他一起为抢救石花百年品牌撰写文章。经过深入采访调查，写出了纪实文学《风雨石花酒》。后来又经赵乐成先生提议，开始了对襄樊工业史的调查，先后写出了《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记忆——曹野与襄樊》以及工业史长篇纪实《世纪沧桑》等。

然而似乎我的写作文事生涯注定与保康有着难以割舍的缘分。正当保康印象逐渐淡化时，保康县委办公室的一个朋友找到了我。他感叹说，你为保康写出了几个大典型，但有一个最早的老典型却没有人关注，其实你写的九里川、尧治河都是跟在他后面学的，晚了好些年呢！他建议我去马桥镇的中坪村看看，写写这个村的书记黄立杰。

我有些诧异，心想既然这样一个好典型，县委怎么会没有发现？ 他苦笑着说，县领导一直很重视呀，中坪是全县人口最多的行政村，历届县委书记都把联系点定在他那里。你问为什么没有宣传？原因很复杂，其一是他本人不配合，对记者和写总结的笔杆子爱理不理。他说，“只要村里老百姓拥护我，不骂我，宣传不宣传可淡球！”所以媒体记者都不愿跟他打交道。其二是因为村里的矿山权属之争，他从县到市得罪一圈领导。这人的正直和公心没有人超过他，他宁为老百姓当牛做马，就是最烦阿谀逢迎吃吃送送那一套。你去了不找他，只随便问村里人，看他们怎么评价黄书记。

我因去过马桥好几次了，他说的那个中坪村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个村子很大、很长。与马桥镇只隔一座桥。因为过去到尧治河必须从这个村的河渠堤上过去。那条河渠是保康为修马桥水电站从上游筑坝把汾清河拦上去的，水深、堤窄，每次从那堤上过我都提心吊胆。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有一大片深山少见的小平原，庄稼长得出奇的好。就说，哦，我想起来了，那个村子条件好呀，那么大一块平原！这位朋友告诉说，这片平原可不是生来就有的，那就是黄立杰和全村人一起搬土垒石填出来的呀！

那平原竟然是人填造出来的！我一下子肃然起敬。于是怀着一种好奇悄悄跟这朋友去了中坪村。果然那老黄不冷不热。朋友将我的文笔和文名吹了一通，他竟说，“这么大个记者，我这庙小了，装不下呀。再说我一辈子呆在村里打土块，能有啥写头。”他不冷不热说了这些话，交待矿上炊事员说，这记者来了饭还是要管的，矿上有客就喊他一起吃，没客就一顿给他炒两个菜。交待完就忙他的事去了再没打照面。我那朋友感到很没面子，气昏了。说他“真是个老二球。”后来才知道朋友与老黄原是很亲的亲戚，因为老黄太不讲情面，两家关系一直不好。朋友有些报歉，说他喊我来写老黄完全是出于公心，因为这个时代像老黄这样的村干部太少了。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不受欢迎了。向他学习的人都一个个大红大紫，至今老黄身上没有任何荣誉。当了30多年干部不知得罪了多少人，可是村里人都服他，每次选举都是绝对高票。

以我职业的敏感，我预感到这个人已经具有了很多文学要素。果然在吃饭时村矿上的人都为他们书记感到不平，说跟那些全国全省典型比，我们中坪一点不差，可我们黄书记啥也不是。黄书记头上没有光环，中坪村的人都感到没面子。后来我找了原来推举老黄的老书记陈邦才、找了4组的老队长李明炎，外地开矿拉矿的人，竟是众口一词。倒也没说老黄多么好，但都说他过硬，办事公道没私心。还知道了老黄外号叫铁匠，因为他当干部六亲不认过得硬而得名。在马桥街上理发时我还跟理发匠侧面打听过老黄，那个理发匠羡慕地说，这从保康到马桥，只有中坪人最享福了，人家有个好书记。问他好在哪里？他说中坪村开矿办电养蚕开发葛根，企业办得红火，赚的钱都用老百姓身上了。中央还没有免交农业税时中坪村就从没有交过“三提五统”，小孩子学费很早也都是村里交的。自来水引到各家灶屋，泥巴路全修成了水泥路面，下再大雨村里人脚上都不沾泥了。中坪村的老年人都有健康补贴…… 

我问理发匠有没有人恨他？理发匠说，可多，村里人，外面有，上面也有，裁赃陷害都用了，县里来人把账都封了好些天，愣是没查出点事来，人都说，中坪的黄铁匠硬着呢，雷都打不倒…… 

后来我陆续知道了中坪村的很多事情。其实老黄是县里最早的典型，中坪村当年填滩造平原的事还被湖北电影厂拍过纪录片。中坪村是最早修电站、最早修路开磷矿、最早免除农民负担、最早由村里代交三提五统的村子。早在80年代初，保康县委就发文号召全县学习中坪村“两个铁匠”的事迹。黄立杰18岁当干部，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优秀青年一生有好多机会走出山村进城去当干部，但他为了实现建设新农村美好理想，一次次放弃机会坚守在中坪，一生都被幸福新农村这个理想梦牵魂绕。

我走进中坪村那年老黄正在过难关。可因为村里一座矿山的归属权，是他手下人代表村企磷化公司把县矿拍卖的一个矿拍到手了，老黄让他负责经营他却背着老黄又悄悄把变更登记，把这矿从村磷化公司转到自己名下了。并给老黄记了10％的股份。村里人不答应，老黄更气昏了头，就将他曾经的手下起诉到了法院。让老黄没想到的是这明摆着占理的官司打起来会是那样艰难。官司从县法院打到市中院又打到省高院，判一次对方上诉一次，一直结不了案。他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领导或明或暗帮私人打压集体？连当时的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中级法院院长都不主持公道，硬是偏向私人，把老黄为代表的集体判输了，把本该属于集体的矿山判给了私人。县里也有权势人物为这事打压老黄。但老黄维护集体权益底气十足。他以铁的事实据理力争，坚持上诉。在他一身正气面前，权势最终低下了头，中院院长只好再发文撤销了无法执行的判决……

 就因为老黄铁心维护这座集体的矿山，上面下面都有人想法扳倒软硬不吃的老黄。为了争这矿山，他经历了险些被人毁掉一生名节的严峻考验。  

 那是在2006年村委会换届之前，县里监察部门一位主任突然带人来查中坪村的财务账。这位县里监察主任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不请自来，并且把势造得很足，村里人都看出这次是势头汹汹，来者不善。

  
    县里监察主任给两委会班子成员开了个会，说是村里有人举报黄立杰有经济问题，“具体地说既有贪污也有行贿受贿。问题严重，性质恶劣。”  并且把村里和磷化公司的账册全都封存，逼着财务人员交待黄立杰的经济问题。财会人员们莫名其妙，不知这里面有什么背景。中坪公同财务副总经理宦吉明说，中坪村的人不会无中生有，无论怎样威逼利诱，总得重事实讲证据吧。把账交给他们后大家反而十分轻松。

     这个监察主任和带来的人一起，关着门把磷矿的账、村里的账翻了个遍。一笔笔收入、一笔笔支出，一张张票据……反复核对，同时找人谈会，内查外调，整个中坪村空气十分紧张，党员和村民们都不知黄书记犯了什么事。他们一个个十分纳闷，黄书记这样的人也会有经济问题？他背着大伙做下什么大案呢？值得县上派专班来查账？  
  

结果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所有的账都翻了一遍，竟未能找出一笔疑点，那位县里的监察主任感到有些失望，他一再讯问公司和村委会的财务人员，希望找到突破点。可是宦吉明和好多干部都说：“谁不知道黄书记是个硬头眼子犟牛筋，他在中坪村当书记几十年，平时把公家一分钱看得眼珠子一样，烟都不舍得给人上一根，舍得给谁行贿？他要是会这一套，自己早就爬得高高的，红得发紫了。说到受贿更是无中生有的胡扯乱嚼，他当书记几十年，问问看他端过几家的饭碗？镇里几次批准给他涨工资他都拒绝了，他要爱钱还用着贪污吗？” 
  

副总经理周宗明更是怒火中烧，他认为这是有人蓄意栽赃，有意要陷害老书记。他说“老书记不吸烟，不喝酒，连茶叶都不喝，肉都很少吃，每次出门都是找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饭食，天底下再找不到比黄书记更廉洁的干部了！”   
  

问到出纳褚应强，小褚也说：“我们黄书记对财务开支把得很紧，他对自己更严格，平时花一个钱都算了又算，抠了又抠，他自己从不占公家一分钱便宜，别人更莫想。”      
 

调查询问好几天没找出一点问题。也许是急于给县上什么人交差，他有点慌了，一慌就乱了阵脚。为了达到整倒黄立杰的目的，这个监察主任竟想出了一个蠢办法，他要自己设个套，让老黄自个钻进去。    
  

于是这位主任找到黄立杰谈心，为消除老黄的心理防线，主任与老黄套近乎，拉人情，异乎寻常的热情。最后才对黄立杰说：“黄书记，我有件私事，遇到点困难，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黄立杰心想，不管你来意如何，总是上级派来的人，有困难咋能不帮？   
  

那主任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家里买房子要装修，钱很紧张，想从黄立杰这儿借2万元挪一下。黄立杰一想，人家在这里办公事，遇到急难趁便借点钱救急是可以理解的。如拒绝了反显得自己小家子气，让人认为查过村里的账就不肯救人急难了。他当下就说，行，到时你写个条子，我批一下，可以借给你临时救下急。 那主任却要求黄立杰把钱送到他家里去。善良的黄立杰没觉察这是个圈套。他还体谅那主任不好意思到村里来拿，就让出纳会计小褚给他送了去。走时交待褚会计，一定要他写个收条。
     一生与人为善的黄立杰从没想到这是个很深的陷井，井里布满尖刺。这个挖得深深的陷井一下把他推到了结束政治生涯的悬崖边沿。     

没过几天，县纪委正式派调查组来了。直接找到黄立杰，要他向组织上说清楚，他到底有什么问题？竟然向县监察部门查账的干部行贿？

黄立杰一头雾水。他当了一辈子干部坦坦荡荡，自恃站得正行得端，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下作事来？！   

见他实在想不出，纪委的人提示说：你给县里查账的监察室主任送2万元钱是什么意思？要他帮你掩盖什么？ 

黄立杰这才想起那主任找他借钱的事。联想起近来针对他的一系列事件和反常现象，他这才明白这是有人给他下套了。但他心里反而更踏实了。黄立杰处变不惊，哈哈一笑，“原来你们问的这事？那就叫这个人自己当我面来对质，看我啥时给他行的贿？”便一五一十把监察主任借钱装房子的事说了。并让纪委找送钱去的出纳会计褚应强调查核实。褚会计就将县里那个主任找黄书记借钱的前后过程和黄书记让自己送钱去并要此人打借条的事清清楚楚叙说了出来。
  

其实，这事连县纪委书记赵传彬听到举报黄立杰行贿时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黄立杰在全县都是出了名的“铁匠头”，工作生活过硬的桩桩件件事例被人们当作传奇故事四乡传播。赵书记感到有些悲凉。心想连老黄这样的干部都贪污受贿了，这村干部里还有正派人吗！现在一听老黄和出纳会计诉说了原委，就明白这是个人为设计的假案。纪委书记赵传彬十分愤怒，当下传唤了那个监察室主任。向他交待了政策，告诉他污陷已经触犯刑律。如果争取主动会从轻处理，一味蒙混抵赖将会进监狱。 
  

那个主任原是个无知莽撞轻狂之辈，一听涉及刑法马上就吓慌了，很快就交待了设套陷害黄立杰的过程。目的是把老黄这个几十年不倒的“铁匠头”彻底扳倒。至于为了什么？是谁指使？这主任却守口如瓶至死不肯说。   
   

事情查清楚了，黄立杰虽然心地坦然，但面对这种卑鄙陷害怒不可遏。 
  

他打电话找县纪委书记要说法。并直接问：“赵书记，你公道地说，眼下像我这样过硬的干部还多不多？”赵书记钦佩地说：“像你这样的干部实在不多了。组织上心里是有数的，县委是了解你的。”
  

黄立杰愤愤地说：“那么像我这样的干部他都敢设计陷害，平时他们还真不知搞了好多冤案！”黄立杰要求县纪委给予澄清，不然他一直告到中纪委去！  
  

县纪委领导对陷害黄立杰一案十分重视，按党的纪律和刑法，那位监察主任应受到开除甚至坐牢的惩罚。县里领导联想到围绕中坪村矿权官司上挂下联的矛盾，对这件事的诱因已经很清楚了。考虑涉及面太宽就没有深究，但最终还是把那主任调出了纪委监察机关。  
  

纪委书记知道性质的严重性。也知道黄立杰受伤害的程度。于是亲自到中坪村向黄立杰道歉，对村两委班子作出解释。一再安慰黄立杰，希望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村里工作，也不要因为这样一个人对党组织失去信任，更不要放弃自己的奋斗目标，一定要坚守自己的人生理想。   
  

也许是黄立杰工作中得罪人太多，也许是他从不随波逐流搞关系。中坪村的工作年年、件件走在全县前面， 经济上一直是全县前十强纳税大户，党建、民主法制建设、社会管理工作考评也从来都名列前茅。可是中坪村和黄立杰却很少与荣誉沾边，无论虚的实的，都极少落到黄立杰头上。这个资历最老的村部书记仅仅是襄阳市人大代表，2009年才评了个省劳模。村民和两委成员们常为他们的书记鸣不平， 但黄立杰说，“我们共产党员做事不是为了荣誉，要图虚名我早就不是这样干了。我们所作所为只图问心无愧，上对得起党组织下对得起村民群众就够了。我图的不是虚名，只要中坪村的老百姓能过上富裕生活，比什么都实在！”
  

黄立杰几十年的奉献和公道村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明白黄立杰的心，他们也最信得过他。所以每次选举他们都毫不犹豫地把票投给了黄立杰。
   

村里人还告诉了我好些关于老黄坚持原则、保护弱者、 不畏权势、主持公道的故事。我眼前站起了一个公道厚朴、刚正不阿的倔强汉子。于是，怀着一种敬意，满腔热情地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汾清河的儿女们》。 
 

作品写出来后由湖北省作家协会和长江文艺杂志社出面开了一个研讨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傅溪鹏从北京赶来出席，市里四大家都有领导出席这个研讨会。农民日报、文艺报、湖北日报及本市媒体都给予了关注。实在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制约，这部作品缺少深度，虽然后来占了新农村题材的光评了徐迟报告文学奖和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但并不代表我的报告文学水平。然而对于公正评价黄立杰却具有重要的意义。研讨会上市委常委谢豪斌同志发表的致辞令我感到意外。谢常委的讲话不是礼节性、程序化的，没有一句官话，而是言之有物，充满感情。谢豪斌调市委之前是保康县委书记。所以从讲话中听得出谢常委对老黄十分了解，也十分尊敬。他借这个讲话机会高度评价了黄立杰数十年的村书记生涯。  
 

谢豪斌说，“作家在保康写出了好几个典型，保康也是个出典型的地方，先后涌现了九里川、尧治河、堰垭等一大批。但是保康最早的典型就是黄铁匠。一花引来百花开，保康的其他典型都是学黄立杰学出来的。”
 

谢豪斌的讲话实质上是代表县委、市委充分肯定了老黄几十年的工作。我相信这对黄立杰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就在报告文学发表之后，中坪村和黄铁匠重新受到社会的关注。黄立杰的正义之举得到社会广泛的道义支持。一年后持续近八年的矿权官司也有了结局，最终由县法院院长出面进行调解，以村集体占七成、个人占三成的股份制方式达成和解。而值得庆幸的是，争议中停止开采七年之后，矿石价格大涨，这又成为不幸中的幸事。所以村人都说他们黄书记是个福相，凡事总有好的结果。村集体矿权得到维护，老黄在村人心目中更受尊敬。接着老黄又办了一件让全村所有村民终生受益的大好事。在社保局开始为村级企业的职工开放社会养老保险时，黄立杰力排众议，当机立断抓住了机遇，用集体经济的积累资金为村里达到男45、女40的所有村民全额购买了养老保险。并签订协议，让这政策长期延续下去，使每个有户藉的中坪村民都享受这种待遇，也就是说，只要是中坪村民，男村民到45岁、女村民到40岁就由村里出资开始每年为其代交养老保险金，直交到男60岁、女55岁时即像城里人一样按月领取退休养老金。现在已有600多到退休年龄的村民开始享受这待遇了。所以老黄更受村民拥戴了。
 

今年11月下旬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回了趟襄阳，从尧治河绕道中坪村，去看了中坪的近况。好久不去，中坪完全变了个样子，汾清河老河道由国家投资重新砌了河岸，小平原上的农田的田埂和水渠全都用水泥硬化了。最大的变化是学校旁边耸立起一栋六层高的大楼。因为层距很高，像大都市商圈的层高，虽然只有六层，却显得气势恢宏。据说这是村里新建的社区中心。我不理解为什么会盖这样大一栋楼，黄书记似有难言之隐。侧面打听才知这是上一任的市委书记要求建的。听说这位书记能从一个小市升上来当大市的书记，就是靠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创造的政绩。靠大投资大建设升迁是从政路上屡试不爽的捷径，他来襄阳后再次复制，一边大建新城，一边要求全市各县都推广新农村社区模式。农村社区化当然是新农村建设的深化，但是社区化一定要大兴土木建大楼吗？有了大楼就是社区化了吗？ 悲哀的是不管理解与否，只要领导拍了脑袋下面各级就不加思考的督催落实。由于老黄务实稳健敢于抵制一些劳民伤财的花架子，所以中坪才是保康经济状况最好的村，也是为数不多的不欠外债的村。而因为中坪有钱，县里就把新型社区建设的重点选在了中坪村。老黄自然也不能事事与上级对着干。因此他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但还是按要求的时间做完规划、招标。去年11月开工，今年11月主体已经竣工。凭中坪村的实力，如果仅是这个综合楼项目是不在话下的。 可是三年前，市里和县里在襄阳市郊余家湖汉江边规划了一片保康工业园区。凡是有点实力的村都被动员去投资建工厂，上的项目都是低端小规模的磷化工业。中坪村不得已接手与襄阳一家化工企业合伙投资建了一个“天一化工有限公司”，耗资2个亿，中坪村已投入资金一个多亿。但厂子建起来了却不敢开机生产，因为磷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一生产就会亏损。加上这个社区中心的2000万投资，村里多年的积累接近告罄，资金实力接近临界点。老黄已经不易了，保康像中坪这样不欠债的村已经不多。而今，动员他投资工业园、要求他建新型社区大楼的领导都一个个提升调走了，而六十多岁的老黄却得艰难的背着这包袱往前走。可老黄总是保持着一副泰山压顶不皱眉的沉稳，我真的很佩服他。可我还是替他担忧，因为单是为村民代买养老保险这一项每年就得200多万，这可是真金白银年年要支付的。我想他内心里一定有难言的痛苦和煎熬。 真希望各级领导不要再急功近利催逼基层乱上项目，让各个村根据自身条件按照经济规律自主发展吧。所幸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表示,今后考察干部不再以GDP排名论英雄，我想老黄心里一定轻松了不少。     
   

此次去中坪我看到黄立杰仍是信心十足，中坪村的绿色经济又有了新的亮点。中坪村办葛业公司生产的汾清河牌葛粉葛茶市场渐好，并且不断开发新产品，今年秋天又增加了橡子粉项目，橡子在保康山区很普遍，一到秋天落得漫山遍野都是，真是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纯天然的原生态绿色食品。
 

中坪葛业公司经理赵礼敏兴奋地告诉我，葛业公司过去一直由村里磷矿产业扶持，今年磷矿价格低迷，但中坪葛业公司今年就将实现收支平衡争取开始赢利，今后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发展了。   
  中坪葛业的起色让黄立杰很高兴，他不在意葛业公司今年能赚多少钱，他高兴的是中坪村经济从磷矿业向绿色生态产业转型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就在我去重访汾清河的前一天， 2013年11月20日，保康县政府县长张世伟去中坪考察。张县长对老黄的产业转型之路充分肯定。县长看到的是一个始终稳健发展的中坪村、村庄美丽、村民幸福的中坪村，不由大发感慨。这位年轻县长对黄立杰40多年勤勤恳恳为村民们无私奉献给予高度的评价，也向表达了自己对这位村支部书记高尚人格的崇敬，并对黄立杰说，“今后黄书记要找政府，不必亲自跑县城到政府去找他汇报，直接打个电话给我说就行了。”黄立杰很感动，也很欣慰。这不仅是县领导作风的转变，也是县政府领导对他一生操劳的肯定。  
 

这次在中坪，我又听到一个关于老黄的故事。这是村里的大学生副书记小侯讲出来的。起因是那座社区大楼的投标。社区大楼公开招标完全按照招投标程序进行，中标的这家公司凭借的完全是造价最低和工期最短的双重优势。可是这家公司中标后，老黄却要求这家公司在报价的基础上再返还给中坪村集体40万元费用。  
 

中标后老黄找到承包工程的公司经理，向他提出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要他按社区中心大楼中标价的8％返还给中坪村委会。这个公司经理百思不得其解。没想到老黄却帮他算起了细账。
 

老黄的账是这样算的——“按时下的情况，拿下这样一个1600万造价的工程，你再节省再扣门，请客送礼跑路开支各项费用不会少于8％，可是我们这个工程严格按照程序，每个环节都公开透明，我们村委会风气正，没有人要你一分钱回扣，没有人吃你一顿饭，连烟都没抽你一根，为你节省了这么多费用，这笔钱是建筑工程成本以外的钱，你没花省下来了。但你不能一家独得，得分一半给我们村委会。你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中标工程公司经理一听，先是哭笑不得，后来一想，真是有道理。这样的一个工程项目，换在别处不知有多少人从中揩油，找人走路子、请客送礼，再扣门也不会少于 8％，按老黄的要求即使返还村委会40万，自己还能净落下40万元。这样一来，自己公司和黄书记心里都坦然敞亮了。这倒真的是一个“双赢”的方案。于是欣然答允。还大笑了一通说，“都说黄书记铁，我看还要给你加上个精字，你真是把账算到家了。这样也好，你洗清了自己，我们心里也安稳了。”于是这经理很痛快就把40万划到了村委会账上。    
   

这笔钱划回到村委会账上后，村里两委成员们吃了一惊，都不知是咋回事，也都没想明白。于是老黄就反复算账给他们听。村干部们说，既然这样，开始就把这笔钱压下来不就得了？何必又转个圈子？
   

黄立杰长叹一口气说，“你们不懂，开始报价哪家公司都得把开支做进预算里，不可能压下来的。我当书记40年了，过手的工程不在少数，我没得人一分钱好处。自己行事端正良心安稳，可是总有人无事生非，无中生有，查了我多少次。 虽然没查出一分钱问题，仍有人心存疑虑。这次社区大楼是我在任的最后一个工程，预算这么大，不管我多过硬，多干净，免不了还会有人怀疑我。社会风气到这份上了，也怨不得哪一个人。这笔钱要回来入了村里账，我心安了，全村人心都安了，人家施工方出了这笔钱心也安了。村集体增加了40万收入。多好！ ”  
 

老黄公开向施工方“要回扣”这件事让我重新认识了黄立杰，这个人不仅是正直、光明磊落，而且是个少见的智者。他以这种方式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还为村里增长了一笔收入。黄立杰既用这件事给年轻的村干部们树立了洁身自好的榜样，也使他在村人心中的形象更加高大。
 

正如谢豪斌在《汾清河的儿女们》研讨会上肯定了保康最早的典型是黄铁匠时，也讲了先进人物“一花引来百花开”的示范引导效应。在县里开展学习中坪村的“两个铁匠”活动之后，九里川刘应志脱颖而出，九里川消沉之后，尧治河的孙开林横空出世并且一鸣惊人。后来这种无形的影响效应不断扩大。2009年，堰垭村一个叫宦忠云的人物冒了出来。宦忠云原是承包矿洞的包工头，在他的才能展示出来后堰垭村的村支书周兴才以宽广的胸怀极力动员宦忠云接替自己，先是介绍宦忠云入党，然后通过选举将宦忠云选成村主任，一届村主任过后，周兴才主动让贤，说服镇党委同意，将村支书位置也让给了宦忠云。
 

宦忠云担起了堰垭小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担子。他学着孙开林的样子，跟着尧治河的步子，修路、打山洞，在林川河上建起了四级水电站。他在发展中注重保护环境的做法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媒体的关注。修了几十公里的公路没有炸一片山，没有毁一片林子、甚至没砍一棵树。公路线全从山肚子里穿过，为此凿了60个隧洞。 为了留下一片树林，不惜多绕几公里，多花几百万元钱。堰垭一时成为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典型。当时市委书记田承忠很重视堰垭的宣传。保康县委宣传部主管新闻的副部长都正阳写了不少新闻通讯稿，湖北日报、襄樊日报接连刊登。宦忠云也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获得全国五一奖章。保康县委要求他加大力度，把堰垭作为环保典型推向全省甚至全国。都正阳是个有思想、懂业务的宣传干部，并且十分敬业。便为宣传堰垭规划了“五个一”的立体工程（即一本新闻报道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一个电视专题片、一本堰垭的画册、另编排一台关于堰垭的文艺节目）。都部长便找到我，说我对保康熟悉，熟悉写典型的路子，又有报告文学写作经验，希望我帮他完成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我与都部长相识较晚，但对他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都很佩服。而且他是代表县委与我谈这件事情的。我于是随着都正阳再上马桥。耗时半年，写出了题为《百鸟为什么朝凤》的长篇报告文学。堰垭的迷人风景，堰垭艰苦创业建电站、科学发展保护环境的事迹的确值得书写。我在这部长篇中倾注了足够的热情，写出了不少让自己感动的章节。不过最能打动人的还是主人公宦忠云的艰苦成长经历。最精彩的一节是写少年宦忠云充当劳动力修公路的经历。现摘录一节如下： 
 

“十四岁的少年宦忠云就独自拉着满车土石在这悬崖边的石碴甬道上艰难往前躜行。一边要吃力地拉车，一边要小心翼翼地避让各种车辆。更要命的是他的脚与石碴之间的磨擦——本来穿的是一双麻草鞋。可是在石碴路上使劲躜行，靠的全是脚下的力气。 这麻草鞋在石碴面前比纸糊的强不了多少。不过几天就断线，稀烂得包不住脚趾了。用草绳、用葛藤包扎缠绕过，可是没走两步就又断了，总是这样停下来不仅影响自个儿的进度，还会阻路挡住通道妨碍别人完不成任务。宦忠云一赌气索性就扔了它，光着脚片子踩在石碴路上。
  

这种场面—— 十四岁少年的赤脚片与石碴的磨擦在人们想象中是什么滋味？恐怕对于现时代人是根本不可思议的，甚至于连想都不敢想—— 想想就会感到残忍、头皮发麻。可是在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经历着痛苦的时候，对身体的摧戕、对生命本体的漠视早已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大家见怪不怪，司空见惯。
 

然而对于十四岁的少年宦忠云来说却没有选择，一旦失去鞋的护卫，脚上的皮肉使劲踩在尖尖棱棱的石碴路上立马扎烂，一步破皮、二步出血、三步就扎出了血窟窿……开始的感觉是钻心地疼，他像蹦跳着的小鹿，两只脚交替轮换着，一只脚刚踩下又飞快跳起，试图在石碴路上寻找没有尖锋棱角的落脚点。这只是最初的想法，背负着满车重载，每一步都必须踩踏得很坚实，这满地石碴也根本没有希望中的光滑缝隙。而且车数的限制也不允许他从容地寻找落脚点。不一会儿他的双脚已经血肉模糊，鲜血淋淋，干脆就牙一咬，赌气似的任由一双脚乱踩乱踏。仿佛那一双脚不是他自己的，仿佛那踩在石碴路上的不是赤裸的双脚，而是一双无坚不摧的“铁鞋”……  
 

渐渐地，血不再流，渐渐地，皮不再破，渐渐地，肉不再烂，渐渐地，连痛疼感也不再有。
 

宦忠云的一双脚在石碴路的磨励下逐渐发生了变异，那双脚已不再是常见的皮肉，脚板上也不是一般常见的老皮磨成的茧。而是整双脚上都生出一层厚厚的保护皮层——这皮层远非人们脚下的皮鞋可比，再好的皮鞋，在这种石碴路上只消一天，不穿帮也得穿底。而宦忠云脚上的这双“皮鞋”却是脱不掉、扎不烂。人们常见他像只狮子一样在石碴上行走自如，像头小象一样把石碴踩得格咯咯直叫。走在路上，看到哪块石头不顺眼，就会飞起赤脚使劲一踢，那石头便乖乖地呜咽一声，栽下崖去…… 
 

在我写保康的人物中，虽然九里川、尧治河、汾清河都产生了影响，唯独这本《百鸟为什么朝凤》没有引起反响，当然这有多方面的原因，与堰垭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典型的生命力有一定关联，但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在文字上算得上是最精致的。不管怎样，从文学的角度也算一件成果吧。
 

保康山水是神奇的，保康的人物也层出不穷。继堰垭出了宦忠云之后，随后又有一个叫作黄龙观的村子在县里市里开始崭露头角。这个人叫张祖良，是在外开矿致富之后回村当干部的，听修平说这个张祖良是个有责任心的党员，自己富裕了，不忍看到乡亲们继续受穷，毅然带回自己的矿山资源回村当了党支部书记。他致力发展生态旅游，打文化牌已经小有所成。修平先生见面他也几次提及，希望我有机会能去看看，一直未能兑现。而今年初又听到一个消息，说马桥镇上大名鼎鼎的老板梁清泉也回马桥村当了村党支部书记。听到这消息我陷入了沉思。梁清泉靠做矿石生意发了财资产过亿，在保康和襄阳都很有名气。在马桥镇，梁清泉这个名字就是财富的象征。可是一个亿万富豪为什么甘愿放下已经发达的事业，回村去当一个不上品级的村支书？ 是对土地的留恋？还是对权力的追捧？或是一种对政治荣誉的向往？亦或是羡慕黄立杰、孙开林们在乡土和社会上的威望？所以也想担当一份社会责任，追求人生的意义？ 

从黄立杰到刘应志，再到孙开林，然后是宦忠云、张祖良、梁清泉……

神奇山水中的神秘奇人物似乎生生不息，层出不穷。这现象不仅值得文学人思考，也值得社会工作者研究。

因为我是吃文学饭的，我与保康的情缘也是由文事所牵。所以对保康这些层出不穷的杰出人物，我宁愿相信这是文学的力量。也许正是因为黄立杰、孙开林这些系列人物的作品无形中感染了他们，影响了他们？按时尚的表述，这应该就是文学“正能量”的影响力吧！    
     （2013年12月•上海顾村）

王伟举，男，湖北宜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副秘书长，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先后在全国各种报刊发表大量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电视剧本等作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花地》、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沧桑》、《汾清河的儿女们》、《百鸟为什么朝凤》等。曾获得 “长江文艺短篇小说佳作奖”、 湖北省文化厅小戏创作辅导奖、人民文学征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报告文学《探秘火山口上的温州》收入2012年度报告文学精选。